永远十九岁

奉献，贡献。顾名思义，是指的一种义务，即一种不平等的赠与关系。比如百邦来贡，比如献宝，比如纳贡（贡不是税），比如祭祀的时候奉上牺牲。赠者低声下气，纳者理直气壮。

后来人权的观念开始传播开来，人人平等的观念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贡献直接成了一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人们要求人权，物权，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当然，人对神的贡献出于自愿，且低声下气的姿态也是出于自愿，这个又是另一回事了。

对人的贡献被刻上了可耻的印记。赠于关系当是纳者谦卑感谢，赠者自愿。也就是所谓的施舍（施舍不是补偿，赔偿或者交易，而是纯粹的赠于）。当然，如果不接受赠于，自也可趾高气昂，若你一旦收了，则必要表示谦虚和感谢。

不知几时起，贡献又被戴上了光环，为国家，为社会，为别人做了多少多少贡献的句法开始流行。这往往不是贡献者所自豪，而更多得由接纳者所乐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接纳者对贡献者开始指手画脚，你多了，他少了，你努力了，他偷懒了，你好样的，他猪狗不如。殊不知，那其实是施舍，不是贡献。而强盗逻辑就是，要让施舍成为贡献。

在古代西方，习惯法是很重要的，某领主有四子要分四年成婚，于是连着四年每年加征了一笔特别费用，到了第五年，虽然再没有了婚事，可这笔费用却习以为常地征了下去，收了数百年。法国革命的起源即是，在古代农民纳贡，贵族提供安全保障，可后来法国集权了，保障农民安全不再由贵族而是由国家和政府负责，但贵族要的贡物却未消亡。在当代中国，北京为了奥运，对上路车辆进行了单双号管制，人们为了奥运成功，倒也乐意牺牲。可奥运过了，管制却没结束，倒成了常理。

嚷嚷着要别人做贡献的，何其龌龊。

贡献不是光荣事，是耻辱。只有施舍才合乎道义。

有些乱，莫怪。

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听这个的也越来越多，乐队的基本资料和专辑评论一般在网上都能搜到，当然。。大部分都是转来转去人云亦云，不过想来听这个的人很少有我那么无聊到想写点什么的- -我承认我真的很无聊。。。以下的都是我自己的感想，和网上能搜到的或许不同，大家将就看着吧。

此系音乐的特点是，诗意。同时其主旨还都属于理性的范畴，具备逻辑，变态畸形什么的心理还是比较少的。无论如何，听他们的音乐就如同在朗读诗歌，而不是大小便或者做爱，这是与别派的区别。当然，还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没有犹豫，没有彷徨，没有伤感，没有迷茫和不知所措，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勇往直前死不回头等等（这些都是装B流所不具备的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超级大牌，COB和NORTHER都来自芬兰，难道地理环境真的那么神奇么- -以下逐个介绍。
这两位大牌由于好听的曲子实在太多，所以只挑我认为最出色的说一下-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别的曲子会被后来的几个比下去。。。

CHILDREN OF BODOM 特色：阴谋，凶残。
他们是我最早接触的- -好象还是非典时期偶然听到的说，一听到就立马喜欢上了。。不过当时只是由于其旋律优美而喜欢，后来才逐渐感受到他们的唱功也是一流啊。网上大多主推SOMETHING WILD这张专辑（LAKE BODOM这首还不错，传统的味道很浓），但我个人觉得HATEBREEDER这张专辑更爽，尽管此专辑遭人诟病“大多曲子雷同”，但我觉得只要爽就可以了，管他是不是雷同真是吃饱了。尤其是BLACK WIDOW这首歌实在太爽了，在1分24秒的那阵吼叫堪称经典啊！（或者1分44秒，看版本吧- -总之是很出色，仔细听的话绝对印象深刻百听不厌-。-）

NORTHER 特色：狂热。
很多人说NORTHER和COB很像，但我觉得区别还是非常大的。NORTHER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个主唱十分辛苦-。-从头吼到尾啊，而且吼得尤其卖力，连我听的人都有些担心他的身体了。。。恩，先加10分辛苦分。而且NORTHER也没COB的那股子诡异的邪气，感觉很正派。。当然拉，虽然伟大的红军战士和党卫军也都显得很正派嘛，这个比喻其实不恰当，NORTHER的风格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或者宗教民族主义狂徒什么的。。坦率，真诚，天哪我想把一切正义之辞都送给他们汗。VICTORIOUS ONE这首曲子爽极了，一波三折（其实没什么曲折，应该是一浪推一浪的描述更恰当）富有激情且温暖无比，听多少遍都没问题。

KALMAH 特色：古老，阴沉。
他们的风格非常非常传统，整体性很强，声音很有特色。。可能由于比较阴沉所以略显气势不足，属于那种听完以后找不出特别好听的曲子，但还有再听一遍的欲望的类型。中庸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一种特色。所有的曲子都做的很精致，流畅，技术一流，找不到缺点，可也找不到亮点（相对楼上两位而言，可能是苛求了点吧，个人感觉COB和NORTHER以外就属他们家最强劲了，距离俩超级大牌就一步之遥啊），所以略显压抑。。。比较不错（华丽）的曲子有DEAD MAN SHADOW、LIKE A SLAVE、EVIL IN YOU、THEY WILL RETURN、THE BLACK WALTZ（汗，最后两个既是单曲名又是专辑名，难道是传说中的主打歌-。-好冷。其实他们家出挑的单曲的真很难找，对这个乐队而言，推荐单曲不是好做法，因为所有的特色都溶入了整张专辑里而不是单曲。）

IN FLAMES 特色：悲伤，和谐，装B（这种主题的很难不装B。。）
- -早期是哥德堡系，晚期不知道是什么系（姑且叫装B系吧）。不过即便无门无派照样很成功的乐队。两张C打头的专辑（晚期的）都很好听，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同学会骂他们商业化，但有几个大牌没有商业化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转型以后才大获成功，早期的歌德堡也没玩出什么名堂来，这说明他们找到了更适合自己发挥的舞台，也算是成功的另辟蹊径的探索吧。不过人员变动不断。。而且不是一般的频繁。。这个有点汗，天晓得今后会变成什么样。ZOMBIE INC和SQUARE NOTHING两首曲子很好听。

ETERNAL TEARS OF SORROW 特色：华丽丽，青春有活力。
华丽丽，真是太华丽了！居然还有钢琴！！！好吧是我少见多怪了，虽然别人家也用钢琴，但都没他家这样滥用的- -其实我讨厌钢琴。。这个乐队跟爽字基本绝缘了，死亡和混沌的气息很淡，许多曲子都充满了生命与秩序的。。额。。活力-。-当然拉，此乐队的风格不是很统一。。难道是传说中的多面兽？（注释：此语为一冷笑话，某年报道姚明抄星际，姚明一盘用虫一盘用神，然后记者说：原来姚明还是个多面兽啊。。。很囧）FALL OF MAN这首歌很好听。。当然，他们家好听的曲子还是很多的，应该说是非常多，旋律优美的曲子这里如果要写下来的话估计得有一串，就不一一介绍了，很多曲子都是后热型-。-青春是多么美好啊

ENSIFERUM 特色：中世纪，田园，喜剧色彩。
这个。。怎么说呢- -他们家的主题实在太鲜明了，傻瓜都能听出来，以至于无法用一种性格而只能用一个时代来描述。比较有主题乐园的感觉。不过中世纪么。。不外乎是打打杀杀，传奇，财富，荣耀，冒险一类的主题。。。传统色彩浓郁，乐风十分明快，积极阳光开朗。。不过很好听。其实严格归类的话应该不能算是旋死的。。算是近亲吧。。。单曲的话就不推荐了，都挺好听的。。就是每次听的时候都想笑，不知道为什么- -喜剧色彩太浓郁了。多听他们家的歌有利于身心健康啊！

INSOMNIUM 特色：
其实把他们排那么后面挺委屈他们的- -曲子挺好听，唱得也很有激情。。不过由于前面几位的都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INSOMNIUM就缺了那么点特色。。

BLIND STARE
其实是个挺不错的乐队，说特色也不是没有，感觉模仿NORTHER和COB的痕迹挺重。。但是任谁不是从模仿开始的呢-。-应该还在摸索期吧，估计以后能走出自己的风格来。。额先前这话说得太世故气了。。像领导发言啊。。。恩总之他们朝气蓬勃！非常有潜力！- -吾很看好他们哦。。。

MERCENARY
丹麦佬。说起丹麦。。不得不提它和挪威哥俩在二战中的表现实在太那个啥了，这点要看看人家芬兰，古代维金人的脸全让他俩丢光了。。言归正传，也是大牌，不过由于风格不是很对味，所以只有委屈他们一下排在后面了。恩，是的，之所以提他们只是由于他们是大牌。。。

DARK TRANQUILLITY的不是很熟悉，听过一点，应该还不错，歌德堡系的ARCH ANEMY，WITHIN Y， AT THE GATES等不是很感冒（其实WITHIN Y还挺合我口味的）。。。如果有跟我一样无聊的人存在的话可以在回复里说说。。。（估计也没人说囧rz）

好吧越说越少其实是因为我不高兴写了。。

当然，不少乐队在一些专辑内尝试改变风格，因此上述的描述并不适合于他们的每张专辑。但我觉得，那些让人记忆深刻的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大牌绝对要比小牌（汗，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强大，这个毋庸质疑，如果在这个上面搞小众装B流的话，那就是不归路了。。。当然。。我们要支持新人。。。（其实无论大牌小牌，要支持也是纯精神上的，要我掏银子？没门。。。）
顺便贴一首温暖的歌。。[wma]http://wowtempliers.free.fr/zik/NORTHER%20Discografia%20(www.heavytorrents.org)/Dreams%20of%20endless%20war/06%20Victorious%20one.mp3[/wma]

对于这个问题，大致上传统和主流的意见都倾向于将其归咎为内需不足所导致的，诚然，内需不足确实存在，但我觉得那更应该是另一个并行的现象而不是原因。扯开一点，当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得到的通常是其表现出来的现象，出现问题后，原因和结果以及其它的现象并呈于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常常困惑究竟那些是原因，那些是结果，哪些又是并行的其他现象（因为通常这种现象是渐变产生的，而不如那些看到下雨然后打伞这种突发式的在前后和因果关系上那么清晰）。

 

先来看看这些年来世界上和中国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吧：

1：2002年，煤炭价格起飞。

2：2003年，石油价格起飞。

3：2002-2003年，钢材，镍，铜价起飞。

4：2003年，国内房价起飞。

5：2007年下半页，随着猪肉价格上涨，粮油禽蛋类农产品价格全面起飞。

6：2006年，中国股市行情启动。

7：2005年末起，中国开始大范围启动对劳工权益福利和待遇的政策保障，而不再仅限于之前的追讨工资。

 

通过以上可以观察到，问题是在全民收入增长后的2007年爆发，进而不断恶化到2008年，而不是原材料价格全面起飞的后一年即2004年。接下来是分析原因部分。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三种类型的产业，一是不受自然资源或者由于资源丰富而较少受到自然条件约束的产业，比如小型电子产品的制造，手工艺品等小商品制造业，出版传媒体广告业，软件开发，商业咨询，旅游物流服务等行业。这类行业的特点是只要有投入，短期内就能有大量产出（至于商品是不是卖得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增加的投入和增加的产出基本上能成正比，再大规模的投资也不会造成原料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中长期来看，短期内或许会造成原材料价格上涨，但对于原材料生产的新投资马上会使价格回归合理水平）。第二类则是严重受制于自然资源的产业，如部分能源，建材，冶炼，大规模制造业，化工，建筑和装潢业。这类行业的特点是，大规模增加投资未必能大规模增加产出。当然，如果人们可以忍受环境被破坏，资源被掠夺，那么加大投入确实是能增加产出——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资源枯竭的那一天会提前到来。而一般的情况是，此消彼涨，由市场通过价格杠杆来调整供需关系。第三类是完全受制于当前科技水平与自然资源的产业，如农业，采矿，部分能源，这类行业无论你投入多少，受各类条件限制，产出都不会增加。二类和三类产业有部分的重合。

 

现在观察一下我国重点投资领域，大量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房屋建筑和修桥铺路。这些产业的鼎盛造成了两种情况，一是其上游产业产能的捉襟见肘（如能源，钢材等）导致了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带动了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紧缺，在利润面前，一些缺乏监管的地区通过对环境的大肆破坏来满足需求。二是给这些产业及其下游产业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并未出现问题，投资的不断扩大造成各个产业都欣欣向荣，供不应求导致各个产业都有利可图，似乎大家都在赚钱，形势喜人。但看待问题并不能孤立，看到一些东西的同时忽略一些东西。要记住的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个问题很无奈，也很现实，必须被面对。

 

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政府似乎觉得有必要动一动劳资关系了，于是从2005年末起，一系列保障劳工权益，提升劳工待遇的政策陆续出台，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多数人口尚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国家，许多人的基本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如住房，食物等）。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迅速增加一个庞大群体的收入（是陡然的人为增加，而不是通过后知后觉的市场自然调节），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一些需求突然被释放，原本吃不起肉的开始买肉吃，用不起油的开始用油，开不起空调的开始开空调。而先前提到了，第三类产业，并不是依靠增加投入就能够增加产出的行业，养猪的投入增加了，养的猪多了，那其它农作物必然会减少，农作物价格会上涨。

 

总体来看，这种模式产生的结果是让中国最广大的人群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自然的，短期来讲，在这种分享中会有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些人肯定不是富人，而是那些在温饱线上的人。但长期来看则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市场总是后知后觉的，在市场对供需失衡做出反应之前的一些日子的经历通常都会很痛苦。而这种痛苦则会影响到人们的预期，使得市场对调整的需求被放大，而这种放大又会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预期，周而复始，这就是市场的惯性。

 

由于市场的惯性，生活成本大规模被提高直接影响到了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主要成本的一些产业，而这些产业往往是在上文所提到的一类产业，即通过扩大投资即可以迅速增加产出的产业，产品价格上涨并不意味着这类企业会有利可图，相反，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其实“产能过剩”这个词虽然描述了一种事实，但用在这里挺不恰当，我更倾向于接受“劳动力过剩”这个词。而内需不足又是什么造成的呢？一方面，我们吃不起肉，用不起电，坐不起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首付）又贷不到钱，因此居民往往倾向于把钱投在银行里而不是拿去消费，而另一方面，大量社会产品被积压，无处可去。这样看来，从某种方面来看，内需似乎是不足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需求又是十分迫切和旺盛的。正因为这种迫切而旺盛的需求，相应的物价才会不断上涨。

 

或许一些人认为，物价的上涨并不是需求旺盛导致，而是投机家的炒作，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实体市场中，新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炒家不可能长期持有乃至增持某一种商品，其能量作用范围通常是区域性且通常不会超过半年（三个月到半年通常是期货交付时间，而炒家之间也存在竞争，当有利可图或者见势不妙的时候，炒家们会坚决地抛售商品）。

 

按照金字塔需求原理，只有当底层尚有大量缺口的时候，人们会试图优先满足底层的需求，而不会太多地考虑上层，比如房子首付都付不出的人是不会去考虑拿存款先买车的。当人们的存款不足于去抵挡一场大病费用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考虑先把存款拿来作一次欧洲半月行。

 

现在看来，困扰中国的问题根源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造成的需求不足，尽管乍一读会觉得拗口。

 

最近一些企业逐渐出现了问题，失业又增加了，由于国际经济不景气造成的需求减少导致商品价格回落了（其实全世界都在降价，降幅还比中国大，中国媒体居然还欢呼这是国内调控的结果-。-真是无耻者无畏啊），看似问题马上要变成新问题了，而实际上还是老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其实人口问题是中国的硬伤，好的办法应该就是虽然糟糕，但不是太糟糕的办法。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政府每年有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进口商品则一般为中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当然还有原材料），因此在普通消费品上，进口替代的功能几乎完全消失了。造成这个窘状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币汇率过低和进口商品征税，这导致了进口商品的售价要高出国内同类商品一截，即使在国内物价大幅上扬之后依旧如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则似乎只有几条道路可以走，一是降低普通消费品的进口税，二是降低普通消费品的消费税和生产过程中的增值税，三是让人民币继续大幅度升值，调整税率会影响到政府收入且调整幅度有限，而货币升值则会影响到出口继而影响到就业。但很显然，部分的就业问题可以继续由国家大规模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解决。

 

作为结束语，中国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对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考虑该如何从国际市场上买到更多东西，让全世界与中国共同分担中国巨大人口收入增加所造成的压力。

 

刚才新闻里说，上海燃气价格要上调，真是满塞啊。。。OTZ

 

这件事情出了20多天我才刚知道，也算是后知后觉了。事后的各种说法网上一搜一大堆，就事件本身而言，该说的也基本都有人说过了，在事后的挖掘方面，似乎大家都喜欢往民族主义身上靠，毕竟嘛，这年头干什么都要赶个时髦。

 

人们往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掴得好与掴错了，应该打和不该打的争论中，而鲜有问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使得掌掴事件的发生？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固然是引发这一事件的原因之一，但这一事件的发生究竟是不是单纯意见上的分歧？还是另有其超越了民族主义背景和问题本身的深刻的社会环境原因？我觉得这个更应该受到关注。

 

然而，一切的争论都几乎在文字狱的对错，明清两代的好坏，以及阎崇年该不该发表“非主流”或者“不符合大众意志乃至普世价值”的观点上。即使有提过“话语霸权”之类的，也仅仅是一笔带过。而且大多在“草根”与“精英”的对立上不停地纠缠着。

 

其实，以学者的身份发表任何的观点都是无妨。说得极端一点，即便说纳粹是好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也可以理解。毕竟在学术上是不存在“定性”一说。但作为学术观点，就理应接受公众质疑，并给出答复。挨巴掌的一边吾着脸说自己是做学问的，另一方面又对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视而不见。

 

如果追根究底大家的分歧其实是在价值观上，那自然可以各扫门前雪，两不相干，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也属正常（当然，现在国内舆论对不同的价值观持有者也不宽容，无论是主流对待非主流，还是非主流对待主流，或者非主流之间，基本上摆开的架势都是你死我活，到不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可问题就出在这虽然是价值观之争，但被掴者并未对其所持的价值观进行正面肯定或者论述，却试图以一些小伎俩如蒙混和欺骗来使人接受其观点的。比如按A的意见屠杀是不好的文字狱是不好的，按B的意见文化交流是好的，促进社会和谐也是好的。在价值观的问题上，我想A和B所说的并没有交集，所以也不存在冲突。现在甲某既沾上了A所描述的不好的属性，同时也具有B所说的好的属性，那么在评价甲某的时候，就该把好的和不好的都拿出来放在一起，因为评价以及展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物的时候总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而不是瞎子摸象。

 

或许被掴者本身并不想综合地评述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功过，且让我以这种极大的善意来揣测吧。因为我既没看过他的节目，也没读过他的书，仅从事件发生后的一些语录体或者二手转述中对他略知一二（可能且极可能那些流传于网络间的文字有断章取义之嫌）。更不论被掴者所谓的学术成分有几何（理由同上，之所以有此疑虑，是由于百家讲坛原本就是一档子娱乐节目，跟学术不沾什么边），或许在某学术研讨会或者论文期刊上，他可以就他的观点大谈特谈。遗憾的是他做的节目叫《明亡清兴六十年》，他的书名叫《正说清朝十二帝》，而不是《明亡清兴六十年补遗》，或者《清朝十二帝之积极面》，我相即使是学术研讨也不会允许这样的现象吧。

 

这样一来，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他是无意于综述历史人物事件的是非功过算是泡汤了。而且百家讲坛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其影响面不可谓不广，而其主要受众在专业性上的修养层次则不可谓不低。那这种补遗式的，而实际上又以综述和定论性质姿态出现的观点，能不能算是一种刻意糊弄和欺骗呢？

 

当然，其实事情不必非到这一步不可，倘若早先被掴着告诉公众：其实我就一专业说书的，不是专业做学问的，你们爽过就算了，有问题别问我。那掴他的孩子自犯不着冒被拘15天之险而去寻他的麻烦。

 

另外，谁都知道更该掴的是CCAV以及CCAV的后台大老板，可CCAV的负责人和老板都太硬气，普通人掴不起，或者即便想掴也掴不着。

 

最后有一句古话，叫我不同意你，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于这句话我一向是十分地支持，但这一掴却并非是为了意见不合。恰恰相反，这却是捍卫说话的权利的最后的手段，一字未吐却尽在不言中，尽管这一切多少显得有些无力和无奈。

先发一篇报道：

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65元，同比增长1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971元，增长1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0%。

假如报道属实，那么

提示:本文一定要点入查看 

我企求战火来到我的家乡，

燃烧它，燃烧它。

就好象田间牧歌，

不受阻碍地充盈每一个还有生命的地方。

孩子们扛起枪，

保卫我的家。

他们称我为母亲，叫我党。

我们一同剖开大人们的胸腔，

挖出他们的黑心肠，

高唱理想，高唱理想。

正在痛哭的人们啊，

旧世界分明已被摧毁，

消灭与惩罚。

这不需要你去想，

不需要你来讲。

我们一同背上十字架，

走进罪恶的天堂，

将我埋葬，将我埋葬。

 

这是一首歌，只是没有作曲，也没人来唱。

圣马丁。。。从排斥到忠粉，花了3年

3年的时间里，柏林爱乐反而不那么喜欢了-。-

为什么我不写蛮文呢？除非万不得已除非万不得已。。。

实在没心情写东西，作个小科普好了。。

 1：导致西方奴隶经济和奴隶制崩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么？

不是。奴隶经济的崩溃早期是由于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后期则是由于野蛮人的入侵，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倒退（不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文艺复兴）。而奴隶制的崩溃并不是和工业革命挂钩，而是由思想启蒙的进程所导致。

2：导致封建制度崩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么？

不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是：领主给农民提供保护，农民则向领主提供役务。而欧洲的封建制度之所以崩溃，并不是由于农村的生产力得到发展。而生产力在工业革命后飞跃的城市则在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之前就没有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而普遍是采用代议制。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是由于国家的集权化，中央政府将权力集中后，地方领主提供保护的作用消失了，而农民则继续摇向领主们提供役，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消失所致。

3：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能套用在中国历史上么？

不能。从行政模式角度来讲，封建制度在中国存在于两个时期，一是先秦，二是南北朝。而以秦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历代，所体现则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从经济模式角度来讲（苏联学者的说法），封建制等同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则中国在先秦时代即以小农经济为主，奴隶经济则不可考。

4：中国在先秦存在奴隶制吗？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吗？

存在奴隶制，不存在奴隶社会。奴隶经济不但在先秦存在，在后来也一直存在。但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后来，奴隶制一直都不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如果单以存废而来定的话，那么在中世纪的西方，奴隶也在被大量使用，至于美国的黑奴并不是最晚的奴隶制，同时期的拉丁美洲黑奴仍然是主要劳动力。这些地方的生产力并不比封建时期的欧洲更落后，但它们则是彻底的奴隶社会-奴隶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

5：历史必然是向前发展的吗？

这个问题很诡异。历史会中断（大部分的非洲，玛雅），会终结（印第安人，印加人）。今后也有可能会爆发核战乃至更可怕的事情（就末世的起因而言，好来物的导演比我更有想象力）。人类的历史是十分脆弱的。也会倒退和停滞。

6：螺旋上升有说服力吗？

必须承认，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的历史是螺旋上升的。但科技的进步一定能带来社会的进步吗？高科技下的奴隶制并非不可能。而法西斯乃至极左共产主义者一旦在全世界获胜，则人们并没有什么希望可以从那样的现实中被拯救-这已经不再是那个从家里拿着棍子菜刀出门就能推翻统治的年代了。即便事实是螺旋上升的，但并不代表其逻辑上的合理性。只不过人类的历史不够长，而运气也不够差，如此而已。

话说这个BLOG写了也有小半年了，起初的想法是放些不成熟的东西，存些留念，以方便来日回首感慨。但终于耐不住寂寞，不但自己BOLG里写了，也在别处发了。私情自有私情的藏处，也不会拿这里曝。大致上真没有什么值得只存在此处的东西吧。

其实在别处发了也无甚意义，说好听些，能听些意见，知道那些不足，借别人的法眼掂量下自己究竟长了几斤几两肉总也不错。可心里还是明白的：知道的人总也不会说，往往一笑而过，而说的人尽是些不知道的。自己怕也是要落入这样的境地了。大约是因为人总向着高处，遇见低的懒得提携，只想踩着上去，只与高出的部分瞎折腾，倘若碰巧折腾上去了，那接下来可以安张椅子坐下来，或是继续向上，我想还是后者比较普遍些。

能相互提携的，恐怕也只有相去不远的路人。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品质是必要的，比如谦逊，比如有追求，乃至于正直坚定种种能渗入生活细节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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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得起这个地方，我决定让本文只存于此。说起来这动机十分可笑，因为最近几天比较闲，实在没事。而可笑之处正是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闲，只是最近特别闲。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些生活逸闻之类的东西，当时我并不作辩解。其实我何尝不想来点生活上的逸闻，只是实在没这个心情。死脑筋有死脑筋的好处，自然也就有坏处。在我看来，倘若现阶段要整这些有趣的，那简直可以说是和背叛一样严重的行为。这种看似毫不相干的联系，其实是存在且有必要存在的。

 一方面，我是支持自由的，我支持那种在威逼利诱下都能坚定的内心。但另一方面，我却又在刻意回避各种威逼利诱的可能性。我不是去面对他们，而是在他们出生，长大之前就掐死他们。说起来，我应该是不惧怕他们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摇篮中去扼杀他们。但另一方面，我确确实实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当枪管子指着我脑袋或者大把的好处在等着我的时候，我决然不会如自己期望中那般坚定。即便不会确定是投降，但也能确定会有一番艰苦的挣扎——并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切切实实的小天使与小恶魔的战斗——且结果未可知。

这是一个悖论：身经百战使人更坚强，更不容易战死，但战斗本身却增加了战死的可能性。如果是电脑游戏练级，如专家级的大菠萝（即死一次就玩完，不能复活）那自然能义无返顾地去练一个超级战士出来。反正死掉一百个也无所谓。但如果一旦这成为了一个非此即彼且无法量化分析的问题时，它就变得很复杂。一是在没有威逼利诱的情况下依靠着自我说服和自我陶醉高尚地体面地生存着，另一是真正确认的高尚的内心，但也有一个毛病，那就是经过确认，有可能你并不高尚，而是无比庸俗与恶毒。

当然，无论如何，对高尚的追求是确实的存在，且重过一切。

大致从去年此时起，脑袋就一直被几本破书折磨着，中间也爆发过几次，立誓再遇此类书本决计要束之高阁，划清界限。可要知道，人犯起贱来是没底的，于是一而再，再而三，一次一次遭折磨，立誓，赌气，再遭折磨，周而往复，简直和感情问题有得一拼。

说来这些翻译其实没什么问题，用词精准，逻辑严密——这就好象许多绕口令，在表达意图和描述事实的时候确是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我这里想用一个不恰当的词，叫矫枉过正。语言和语言之间确实是存在着巨大差别，比如中文里的叔叔，英文就UNCLE一词，倘若要翻译准确，那必须要说“MY FATHER‘S YOUNGER BROTHER”，除非是很有必要——比如原文在涉及辈份和家庭关系的问题上有刻意的区分或者隐喻——大多时候都不必如此麻烦。况且现下的问题已经严重到我可以用“令人发指”这个词来形容。一个词，一句话，反反复复无数级的定语和形容词，非要碾碎了揉烂了，似乎才能原原本本地表达出作者的真实意图来。在我看来，所做的这一切似有歧视读者智商之嫌（或许也有骗字数之嫌）。但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一些原本心智良好的读者——譬如我——也逐渐感染上这样的脑残病，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也就是没救了。这尤其体现在表达能力上。

由此产生的其他问题也很多，比如由于为了理解复杂的结构式导致阅读效率大幅度降低，焦虑，烦躁等等生理症状也应运而生。自然，这种种毛病加起来都抵不过被潜移默化成那一种脑残病大。

这些刻意造成的问题其实为近来所有，理由是20年前的出版物大多都没这些毛病，即使有，也是条件所限而无主观之刻意。其目的则不得而知。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理由可能如下：古来知识分子与民众文化以文言和白话双轨并行，一介平民倘若游离于体制外，那他的见识也好，影响也罢，基本是难以僭越的。这个问题西方也曾存在过，教会控制下的拉丁文是日耳曼诸族平民难以启及的东西。好在那时候的国王和领主们多是大老粗，随着民族主义的壮大，各国的乡俗俚语相继入了正堂，上了台面，在我国大致能表现为白话运动。不过照现在的趋势，新文言大致又要在人们的默许配合下应运而生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倘若只有自绝于世界才能彰显出知识的价值的话，那知识本身是不是有沦为算命神棍之嫌疑？

最终，不光是翻译，连带着那些国内专著或者小论文，也朝着这个趋势大踏步迈进着，自然也有通俗易懂的，不过那走的又是另一个极端——引CCTV言“谁出的钱多，我、我TM就让谁干！”。

最近去了下书店，感慨巫蛊之术横行到了一个程度。某知名书店关于“传统文化”的展示柜上，三分之二都是算命书。传统文化那叫一个火啊，确实火，从那个万历十五年——那只是开了个头，还不算激烈——直到明朝那些事儿，从百家讲坛到文化中国，从品三国到说论语。可谓之轰轰烈烈，姑娘大妈，小伙子老头儿都喜欢。以至于“传统文化”第一次上了畅销书的柜子。

有同仁不忍此现象，却狠批了托古改制，其实我觉得真托古改制倒也蛮好，但托了古，其志未必在改制。就好象修了庙，其目的未必在敬神——也有单为敛香火钱的。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就流行着双轨制，如文言与白话，四书五经与二十四孝，面壁坐禅渡己的和尚与摇头晃脑渡人的和尚。本来也都本着共建和谐社会相安无事乃至相辅相成。只是到了今天，大家嚷嚷着要传统文化的时候，双轨制文化下的一轨被轰轰烈烈地抬了出来，另一轨则无人问津——或是有人问，却为了轰轰烈烈一把让一素面玉人涂得跟坐台小姐似的，甚至要出台接客。这样就不太和谐了。

流行文化就是流行文化，流行文化也是一种文化，传统文化一是躺在博物馆里的东西，那些已经死掉的东西，不可能流行，就好象木乃伊，恐龙，三叶虫一样。即便很美很壮观。那也只能拿来认识，了解，做研究做对比做参考，却多是活转不过来的。一是流传至今，一直没断绝的。这些多已深入生活，美好的自不知觉，能知觉的怕都是些深恶痛绝可偏偏又绝不了的。不可否认，还有一些被时代错杀的，需要重拾。但这些不应该是对传统的迷信，而应该是现实的需要，说文化点，就是诉求。

木乃伊，木乃伊归来，蝎子王什么的，是流行文化，不是传统文化，我也很喜欢看，但我不会当作传统文化看，更不会拿作比较，研究，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作为流行文化的依据，那还是可以用的。

现在传统热，大致上是人人都把传统往自己身上揽，而不是往传统身上靠。这个结果是可以看见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教训。这就好象很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都没工夫去学马克思主义，反过来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让人来学，以至于连累了马克思主义——莫名其妙地被绑着拖下了水。

最近易经似乎很流行，加之国人和韩国人闹得红火，扯上了太极八卦。

于是我觉得对这种现象加注一些历史小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太极八卦图和孔子时代给易作传完全是两码子事。在秦汉之际，各种古代的原始学说开始变成了大杂烩（用胡适的话说，叫什么都能往里面塞的垃圾马车），其中三大学派开始第一次融合，儒家与道家在历史的创作上达成了相互的谅解和妥协（注意，是历史的创作，不是考证。。），其次，齐学（燕齐方士怪谈之学的总称，也是当时最杂烩，最时髦，最没有体系的一派，包括其中比较盛行的阴阳家。。以及五行说）对中原学说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燕国恰巧和朝鲜接壤（其时往东边去了以后，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文化分界线，燕齐的学说应该是当地的原生文化，不属于中原文化一流）。

之后才有了伏羲八卦图，但伏羲之说则是出于对五行（五德）之说的认识而在西汉晚期被编制出来，需要注意的是，五行（五德）之说则完全是燕齐之学，可见当初燕齐对中原文化有压倒性的优势（没办法，皇帝好这口，要求长生）。而阴阳鱼太极图据说是朱熹捣腾出来的（貌似这个比较靠谱。。但也不是定论）。但我不排除燕齐一些古典传本上会有这样东西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图其实和中原文化已经没有太多关联了，借了八卦的壳而已）

-。-当然，这个都只是比较现实的猜测，硬要有人说是自古流传的那我也没办法。。

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各人心里也该有数了。韩国人拿来当个宝贝的那个太极八卦。。还真说不准是个什么东西。。。至于儒学的精华是什么，至少我以为，不该是朴素的原始宇宙哲学，也不该是算个命，助个葬。。而应该是它经历了千年变动的社会和伦理体系（当然，如果硬要有人拿缠足守寡来说事，那我也只好无语），一种依赖于内省而得以体现的（这点很类似其它宗教）的彻底的个人价值。不过这些恰恰是我朝，或者我们伟大的韩国邻居所能毫不吝惜纷纷丢掉的东西。至于我们在抢什么？抢一个图腾？一个商标？一个算命用的转盘？

一

郑公问：吾欲用兵，谁可伐。
某无辜SB答：胡可伐。
乃斩其首。曰：胡者兄弟也。
胡人以为亲，不备，郑人袭胡，取之。

二

黑暗时代的西方有一种神奇的审判法，叫神意审判法。

方法是，把受指控的奴隶（农奴）投入水中，沉下的便无罪，清白死去，浮起的便有罪，绞杀而亡。

文明史谈： 

二、多元的胜利

什么叫多元化，我大致可以提出，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内，有着不同的东西，并且谁都无法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出于东西方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都是相对封闭的空间，所以我倾向于不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整体，

在东西方各自的历史中，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状况。一是思想文化统一，政治体系多元化，二是政治体系统一，思想文化多元化，三是完全的统一，四是完全的多元化。这几种关系相互影响，相互牵绕，还能由诱因的不同而衍生出一些其它的情况，一时很难说清，但我这里想就这大的几点来阐述为什么我认为人类之所以取得如今光辉灿烂的文明是多元化的胜利。事实上，思想和文化应该分开说，但那样的话就太过烦琐了，因此我还是将二者放到了一起，只在具体论述的时候才区分开来。

完全的统一大致占据中国历史（自东周起）的一半多。而完全的多元化和政治体系多元化思想文化统一这两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另一半大致是政治体系的统一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这样一种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是完全多元化的，但自汉代以后，往往仅仅是文化的多元化，而思想则高度统一，当然，魏晋南北朝中晚期，由于国土长期分裂也导致过一段时间的思想的上的多元化。更有一些时候，即使国土分裂，但思想文化仍然都属于高度统一的。）。而在西方，古希腊可以看作是思想文化的近似统一（或许可以说是文化的统一，思想的多元化），政治体系的多元化。而在古罗马时代，西方世界达到了思想和文化的高度统一（类似中国的多数时候）。之后遭遇蛮族入侵，西方世界的政治体系彻底地实现了多元化，而文化也变得多元化，在启蒙运动到来之前，思想是保持统一的，但经历了启蒙运动之后其思想也彻底地多元化了。

让我们看看各自诞生灿烂的思想文化的时代吧！在西方，其值得人们所称赞的三个时期无疑是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自文艺复兴后到今天的三个时期。古希腊的思想虽然璀璨，但它显然被所处的文化氛围所禁锢住，正如同古希腊的戏剧，诗歌，以及雕塑同样光彩夺目，但仔细研究的话，我们会发觉那些东西竟然是如此的相似，仿佛克隆兄弟，其目的仅仅是要到达一种数学上和结构上的完美。至于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一切的思想都被禁锢住了，那是一个不需要思想的世界，人们有酒喝，有丝绸穿戴，住在北方的人们冬天可以披上华贵的毛皮，可以享用一切免费的公共设施，甚至可以在邻家主妇的邀请下，与她的丈夫一同玩成人游戏。伟大的建筑，却过于千篇一律，就好象华西村的别墅群，或者朝鲜的阅兵方队一般，或可以感慨其庞大繁杂与富庶之美。而真正值得敬畏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世界（我不说文艺复兴）。文化，思想，近似革命般席卷了全人类的心灵，颠覆了几乎一切传统的对世界的认识，人们真正地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世界的根源，宇宙的奥秘。在文化上，那种古代的美感似乎凋落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人性，更多的思考，以及更多的感受和现实。我至今无法得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巨变，但我尝试着以多元的胜利来解释这一切。

在中国，具备多元思想的时代有三个，一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二是南北朝中晚期，三是民国时期。先秦时代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中国思想最丰富，最光辉同时也最为发达的年代，不仅思想如此，从文化上，那个时代也是整个中华史的一个高峰。而在南北朝晚期，我们仅仅只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小的高潮，经历长期的战乱混沌以及对峙，所带来的是类似上世纪中后半叶战后西方世界那样的状况。而民国时期则是拿来主义时期，从西方引进的近乎成熟的体系和传统，自然其中也包括了学术和思想自由的传统。而文化方面，其高峰无疑是大统一时期，但很显然，在每一个大统一时期，即使其文化再灿烂，都不免被刻上单一性和单调性的烙印，正如同古代希腊和罗马，具备着近乎无限的美感，追求着数学和结构上的完美，但同时又缺乏人格性和思考性。概括起来，总不离“悲，隐，颂，狂”这四个主题。

那究竟为什么我如此地认同多元的文化和思想？认为它们的优势在理性上又有没有依据呢？我一直认为，发展和进步是构成伟大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无可质疑，多元共同发展势必优于一元向上。这就如同山脉一般，底部越是宽广，其高海拔部分面积也就越大，峰峦也越高，越多。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思想和文化总会相互影响，而在这种相互交融，吸收，学习甚至对立，都能够促使某种文化思想的自我提升。

中国的政治体系历来都是单一的，也就是皇权政治。而在西方，自蛮族入侵以来，各种政治就一直存在着，意大利有着古代的城市遗迹，新的自由城市和市民政治建设其上，在德国和瑞士，封建制度得到了完美的传承和发扬，从道德上被固定了下来。红胡子数次入侵北意大利，甚至夷平了米兰，其理由居然是“那种城市的存在是不道德，缺乏传统和教养的”。而在法国和英国，君权被逐渐确立起来，封建领主们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主权势力而依附于君王。而在西班牙，罗马，以及巴尔干这些基督徒对抗异教国家的前线地区，教权总是如此的强大。而这些制度的领域又纵横交错，互有侵伐，又互有依赖（教权与封建领主权的斗争，领主与城市的斗争，城市与教权的斗争，最终导致城市分化为亲教派与亲德派，享受各自宗主庇护而由此能够长期独立存在，当城市力量强大到令教皇恐惧的时候，教皇就会和法国以及西班牙的君主们结盟，把他们引来意大利对抗日益强大的城市，而一旦君权过盛，城市自然而然地会倒向贵族，当贵族的势力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的独立时，城市则又会向君主们求助，以对抗封建贵族的勒索）。没有任何一种势力狂妄到能够称王称霸，因为那样做的话无意是将自己打入了少数派境地，而自招毁灭。于是长达千年的妥协与阴谋，联合与背叛，最终造就了今天的西方世界：一种任谁都无法主导的世界，唯有妥协。而正是这种长时期的分裂和体制如此的多样化，才诞出无数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以及文化艺术来，这些创造各有偏向，或也有中庸，自然也包涵极端，更有天马行空的糅合与创新。倘若这个国家或者这种体制下的人民或者权贵不喜欢，作者可以携带这些作品到其它的国家，其它的体制下去。有时候，尽管有些东西所有人都不喜欢也不感兴趣，但往往由于其否定了自己的敌人，而出于利益上的考量不得不对其加以宣扬和鼓励。

而在中国，在罗马，没有严厉的压迫，没有杀戮与禁令（文字狱和宗教迫害并不能算，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对象不是对体制的异样见解，而是对某一些具体事物的不同见解），但人们往往首先会由于缺乏这种需求而失去思考和创作的欲望，失去了前提。一元的文化和思想往往最终会趋于稳定而失去活力，走入死胡同而停滞了脚步，因为任何事物发展到了成熟和极至时期，其状态必然是要稳定下来的。在中国，在印度，上千年的止步不前正是由于这种单一所造成。一个汉代大儒和一个清代大儒，他们从思想上而言，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进步性可言，或许后来者在一些细节方面更为面面俱到，更为详尽和注意，但就其思想目的和价值而言，是完全没有区别的。但是，一个8世纪的市民和一个17、18世纪的市民就大为不同，后者甚至会辨认不出前者竟然也被称作为“市民”，而前者更是会讶异于自己在经历了一千年后，竟然会到达那样一种地步（并非物质生活上，而是精神上，思想上）。倘若他们是如此孤立，或者一个市民，一个领主，一个君王，一个教士周围再没有其他形式的存在，整个西方被一种势力所统治，所控制，那么无论是一千年，两千年，最后发现，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并无一二。

文明史谈： 

序言

我也不知道我最终想说些什么，只想粗略把东西方千年来文明史整理出一个脉络，找出一些人类文明的共性，发掘出一些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来。因此，本篇不想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无所谓大量的引证，很多东西，有些甚至是极其重要的东西都将被筛略而去。本文没有什么精密的结构，可能从古代说道今天，也有可能从今天说到古代，更有可能随便截取一个时间段就说，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但是我尽量使得每一个小观点都相对独立，而在每一个小部分中，我尽量做到让人能看懂。

一、划开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大剑：日耳曼人的大迁徙。

在日耳曼人大迁徙之前，东西方国家体系的本质是差不多的。虽然在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自由制度，各城市或有着议会（元老院），或有着国王和庞大的贵族家族。但东西方的本质确是相同的：一切权利源于国家。在东方，国君或者皇帝是这个国家的主宰，但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国家象征出现的主宰。譬如在罗马帝国，皇帝权利来源于他的国家，而非他的血统或者个人，他的将军或者大臣们能够在他活着的时候轻易取而代之而在一段时日后便不受非议。同样在东方，说“天命所归”的人非常多，为什么最终只有一个被普遍承认？因为那人掌握了国家，他比其它声称“天命所归”的对手所了一个依附于国家的权利。人们尊敬他是因为他“皇帝”或者“国王国君”的地位，而非他的人格本身。因此，在古代希腊罗马以及中国，人们所效忠的对象是国家，而非作为一个人的君王。尽管东西方的皇帝和贵族们历来都无比执着于力图使得臣民能够真正得效忠他个人而非国家，但这种尝试哪怕是在最成功的阶段，也仅仅只限于使得他的臣民无比崇拜他个人的魅力，但当他死后，他的子嗣和家族哪怕再孱弱，再愚昧和不得人心，人民依旧会顺服于他，因为人民所效忠和依附的对象又变成了国家，而这个新的皇帝仅仅是作为一种缺乏人格的国家象征而享受着人民的效忠。在中国，大臣和将军们历来都保持着这样一种不成文的权利：清君侧。也就是说，当皇帝的政策发生了偏移，影响到了国家利益时，大臣和将军们便有权认为皇帝的某些近臣出了问题，并无须皇帝本人同意（甚至无视皇帝的反对）而自行清理这些“影响到国家利益”的近臣，也就是说，强行解散原来政府，同时组建新的政府，当然，国家的和政府首脑依然在名义上归属原来那个皇帝。而除了国家以外，任何团体，组织中（包括学派，政治团体，民族和家族团体，行会等），其领袖哪怕是这个团体的创造者，他们的权利都来源于其所在团体，而他也将和团体成员一样，致力于把毕生奉献给这个团体，并从团体中取得自己应得的一分回报。

但是在日耳曼人进入文明欧洲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带来了一些文明世界所不知晓，并且永远无法理解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个人人格的独立，个人对个人而非对国家的效忠和依附，喜爱不平等（希望不用付出而获得回报并一贯地认为和坚信那是正确的和正常的），喜好不可靠的、危险的、无法控制的事业，冒险和追求刺激、追求不同和异样的天性等等。并由于这些传统和文明世界传统的冲突，最终妥协并且产生了一系列对世界文明发展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新传统（由冲突而产生的传统），如政教分离的传统，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分离的传统。这些传统对产生近代文明至关重要，这缺乏这些传统也是为什么在东方无法诞生出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格独立的传统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外界无法控制惟独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独立在日耳曼的传统中是一种光荣，决然不会受到丝毫的道德上的谴责，决然不会在受到阻碍后而畏缩不前。尽管罗马教廷无数次地妄图掌控人们的思想，希望籍由教士阶层来教化一切人的内心。但罗马除了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地区由于长期对异教战争而利用仇恨和恐惧取得了一些成就外，一无所获。各地异端派别层出不穷，从南法到波希米亚再到萨克逊，即使在借手十字军的贪婪下屠戮了无数次，反而使得思想独立的要求更为迫切和强烈，而那些独立的思想则闪耀着更为璀璨的光芒。而在古代希腊罗马以及中国，没有屠戮，没有强迫，但人们本能地出于一种传统的本性而自愿地希望将思想融入某个集体中去，成为集体的一个组件，为其添砖加瓦并感受其荫庇和保护。正是那些无边无际的独立和自由的思想的交会和碰撞，最终导致了一场深入而剧烈的思想启蒙运动，诞出了近代文明的曙光。

是人对人的依附

日耳曼人的进入使得古代文明世界彻底崩溃，古代城市除了在意大利的那些还保有着古文明时期的某些传统外，几乎全部消失并且被掩埋在历史长河中。巨大的城市公共建筑如公共浴场，引水渠，斗技场和广场，议会厅由于缺乏维护而被荒废，道路和桥梁由于无人看管而长满杂草，最终被森林和沼泽所吞没。人们离开了城市，散落乡间。而日耳曼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民族，各部族间自古征战不断，即使在部族内部，也都从未被统一过。盛极一时的法兰克王国，无论时墨洛温朝还是喀罗林朝，都没有象罗马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它被大小领主所占据着，诚然国王占有着最多最广大同时也是最肥沃的皇家庄园。从那个时代开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就是封建社会出现了。在国王之下，又着无数的领主，领主们有各自的骑士和农民。这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又有所不同，在中国，所有的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国君家族，各国国君能将国土分封给自己的臣子，一般情况下，这种分封在世袭权上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保障，但是小领主的封地主权依然属于国家，国家可以以各种理由去收回或者更换他们的封地，而人民则不会对此有任何的不满（比如秦王给卫鞅的土地是赐了又换，换了又收）。“门客”或者“士”作为东方封建社会中的“骑士”，同样和晚期西方的骑士有着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土地（这和西方封建社会早期的亲兵制有些类似），在获得报酬时，也没有一套严格的形式来约定他们的义务。在西方，领主和骑士的领土通常不是国家（国王）直接授予，而是经历一个将自有土地献出后，经由国王（领主）之手返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献地着获得了受地者的保护，作为回报，则必须承担一定形式的义务（如地租，劳役，军役等）。而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领主拥有大片的自主地（即这些土地不属于君主所赐予的采邑，如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公爵、卫尔夫家族的狮子亨利于1180年被依法判决剥夺一切帝国采邑时，仍保有着规模巨大的自主地，包括了今天的布伦纽克和汉诺威）。也就是说，在西方，这种人对人的依附和效忠是可以被解除（通常是在役务完成后）的，领主要获得骑士和农民们的尊重和效忠，国王要获得领主们的尊重（当然国王也有自己的骑士和农民）和效忠完全需要依靠自己从出生起便努力建立起来的威信和魅力，以及他们能给予这些臣民提供多大程度上的保护。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族根本无法给予足够有效的权利使他能够泰然享有这些名誉和辉煌。同时，国王也无法直接去命令对其效忠的领主们各自的骑士，因为领主们骑士效忠的对象只是他们的领主，而非他们的国王，或者国家。而在东方和古代西方，一个国家所有的臣民所依附的都只有一个对象，也就是他们的国家，而他们国家的象征就是他们的国王，或者平民议会，或者那些寡头贵族们。

对不平等，不可靠，无法控制和不可预制事物的热衷

在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古代西方，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是绝对的稳定，总是试图研制出一套绝对可行的的方法来应对一切的变化。在古希腊民主城邦，民主被奉为绝对的正义，无论是市民还是代表，都无条件尊崇和遵守这一套规则，而在斯巴达，一个人从出生起，他便被纳入到规范中来，一生都将遵从这一套自古流传的规范行事，谁也无法破坏它哪怕国王也不例外。在罗马，法律就是一切，国王如果不依照那成文的规范和法律行事，他的臣民就会唾弃他，憎恨他，他的将军就会背叛他，而各个城市的元老院也将不再支持他，因为在这些地方，国家就是一切，无论是国王还是元老，将军，市民，代表，他们都仅仅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在东方，即使皇帝的权利无限大，他的权利来源依然是依附于这个国家，他必须顺应天命，必须遵守和维护一系列的宗法和礼法，皇帝和臣民一样，都是依附于国家而存在，这个上文已经提过了。总有一种思想是统治所有人心的，在西方是民主和法律，在东方是“道”或者“德”。一切都被纳入“原则”的规范之中，无出其外。这样的社会无论事实如何，他所追求的总是平等，可靠，控制，预测，以及规范化。但在日耳曼所带来的传统中，这一原则却被破坏了，日耳曼人的原则就是没有统一的原则。每个人从出生起，就自私自利，并且对那些规范嗤之以鼻，凭借冲动行事（当然冲动并不代表卤莽，这只能算是一种欲望的方向）。当然，这些蒙昧和混沌带来了无数邪恶的事物，有些在今天无法想象的邪恶和黑暗，在那时候却看似平常。但无论如何，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坚固了人格独立这样一条原则，而对于那些追求自我独立的人们，我们又怎能予以彻底的批判和谴责呢？

政教分离的传统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古代西方世界，宗教和政府往往是同一的，西方多神教时代，神是属于国家和城市的，人们在各自的国家和城市中都有着自己的神。城市和国家不但有着世俗上的权威，也有着精神上的权威，同样，神不但有着精神上的权威，也有着世俗上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国家和“神”同为为一体，不分你我（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姿态出现，但他们往往是惊人一致而无冲突，一旦发生矛盾，总有一方面向另一方面迅速妥协，而不会造成长期相抗的状态）。到了基督教时代，国家和神依旧统一，教会是国家的一个组件，教皇效忠于皇帝（国家），国家仍然是一切，世俗和精神权利殊途同归。在中国，儒教为皇帝服务，并依靠皇帝壮大和保有势力，皇帝扶植和依靠儒教统治，士大夫从未独立于世俗之外，皇帝是精神的统治者同时又是世俗的统治者。但是自日耳曼人进入西方文明世界后，教会为了保有一部分的文明和权利，不得不向日耳曼国王们妥协，而日耳曼的国王们为了能够尽快地控制和融入新的领地，也就接受了这种妥协。这是一种奇妙的结合，教会承诺土地上的人民将效忠新的领主和国王，而国王和领主承诺允许教会势力在其领土上的自由传播和教化，而将精神世界的统治权给予教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每一个地方都出现了两个统治者，世俗和精神的，并彼此争斗，试图将对方的权利也夺为己有。这种斗争在蛮族迁徙完毕，逐渐稳定下来后，显得尤其严重和突出。最耀眼的莫过于神圣罗马皇帝和教皇长达数百年的较量了。由于政教的分离，世俗的统治者们不再有权管辖臣民的精神领域，而于人民精神领域有统治权的教会却由于缺乏世俗的力量而无法真正统治所有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在那些由于种种缘故（主要是利益的吸引，比如妄图插足意大利政治的西班牙和法国就和教会长期交好，但这种交好却不是妥协和退让，但原本对意大利宣称主权的德国却和教会历来交恶）教会交好的国家或者领主国王们的领地里，教会才能真正控制住人们的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代启蒙运动会出现在德国和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的原因。因为在那些地方，教会的力量不足以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而国王又无权涉足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那里人们的思想是相对自由的。

地震的所带来的兴奋大概已经开始缓缓退潮了，因此我便要“合时宜”地蹦出来盘点一下，当然，可能这种盘点仍然是“不合时宜”，也可能永远都不合时宜。

团结论：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团结，在这里，要放下任何分歧和质疑，齐心协力支持政府的救灾工作，把那些的都放到灾难过后的日子里吧。”无可否认，这句话说得十分漂亮，当然，说这话的人或是思维惯性，或是“别有用心”（我现在特讨厌这词儿），很无辜地将“支持救灾”与“分歧质疑”对立了起来，通过这种对立，又使得“救灾”和“分歧质疑”也对立了起来。使得习惯于接受的人们以为凡是分歧和质疑必然对救灾是不利的。很多人忽略了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认为质疑会使得这个巨大的官僚机构有所分心从而不能全力投入救灾。事实的情况恰好相反，巨大的宣传机器比以往滚动地更加凶猛，规格各有千秋的实时记者招待会一个接一个，远胜平常。这些都足以证明提问和回答或者自问自答都丝毫无损于救灾工作的正常执行。第一线的救灾人员，第二线的辅助人员在积压如山不能间断的工作面前，他们的确不可能去倾听任何一种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同样，他们也没有工夫去支持或者赞颂任何领导人的美德或者祖国的伟大——事实上，他们几乎与我们这些在网络上吵吵嚷嚷，在电视里唧唧喳喳的或者是捣乱或者是肃清或者是流下几滴廉价眼泪的同情分子完全分隔在不同的世界中。

曾经有人说，在这个时候，所要做的就是相信政府和默默祈祷，你除了相信还能做什么呢？我想反问的是倘若一个人真的在乎生命的尊严和未来，难道只在血淋淋的画面和煽情的文字前泛滥一下自己的同情心（我以极大的恶意揣测，血淋淋的画面和煽情的文字此时起了最大的作用。）才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么？才是对生者——无论是灾区或者以外——及其未来最大的尊重么？才是对生命及其意义最大的尊重么？

记得美国在911之后甚至出现了华氏911如此“用心恶毒”的揣测，但美国人民对其的不齿和政府对其的不满都还只是停留在感官和道义的层面，并未有用动用法律和国家特权，而上映后的票房和口碑却恰恰与之前所形成的假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即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是有几十万的美国人稀里糊涂地被带到了伊拉克，并且运回了4000多具尸体，自然，这些尸体稍加包装即可成为新一轮政客们争相抢购的政治筹码，以及能让各大公司笑得合不拢嘴的五角大楼采购定单。油价依旧飞涨（引用欧佩克的话，油价飞涨并不是由于供需问题，而是美圆贬值和资本炒作）或许中国人民总能够创造奇迹，这是一个奇迹的民族，正如浇上童子尿的炮弹撞上英国炮舰的可能性并非为无那般。

阶级斗争与抓典型：

可悲的是，怎样的事情和分歧，最终都会归于阶级斗争的模式中去，都要经历打倒与被打倒的洗礼。阶级口号一个接一个，类似网特，五毛，走狗，卖国，奴才等等醒人耳目的词儿吱溜吱溜地四处乱窜。阶级立场划得煞是清楚，你说你要代表人民打倒我，我说你们都被洗了脑，反反复复，似乎这些话都是通用的，放在哪一边都是理儿，自然也是最常用的，连“乱世用重典，杀一儆百”这样的话都成了理论依据。正如某四的时候出现过可笑的一幕，散步的学生高喊着中国XXX万岁，人民万岁之类的话，仿佛话喊出来了就代表自己真的站在那个立场上了。至于一说到广场民主自治的问题，则又找来一堆“不合时宜”“需要团结”“缺乏基础”等话语来搪塞，这些是题外话暂不发挥。

从阶级立场一路到道义和人格立场，从卖国求荣到心理阴暗，这一路的逻辑似乎历来也在我国都说得通，见怪不怪了。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至于从格物致知一直到平天下，也有个先后过程或者是因果关系在。但事实上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别人的责任和自己的权利无限放大，又将自己的责任和别人的权利无限缩小。先有舆论逼捐，后有暴徒砸店，以至于稍有不同的声音便能使得一个人失去了“做人的资格”。逼捐砸店的事传得沸沸扬扬，无庸赘述。今早的一则新闻说四川的一名教师率在地震时率先逃跑，并表示除了亲生女儿，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这便引来了一通咒骂，而事实上，就我从那篇报道中所知，这名教师在为教育事业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要远远高于一种普遍教师所付出的。那么，当人们在公共汽车上看见歹徒行凶而不能出手相救的时候，自己又能不能找出一通理由来说服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呢。

在大多数人忙于政治站队的时候，“多数”与否成为判断真理的准则之一。人们往往倾向于代表一个团体，一类人，却不能也不敢于代表真实的自己。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政治立场显得尤为重要，这种重要性通过政治团结和政治妥协而得以体现。这从一些词汇的使用中便可见一斑。譬如将“暴徒”称之为“暴民”，这种称呼在潜意识中便带有一种“这些行为始出于一种民性”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思想并不只是存于某一方面或者派别之中。

谣言与揣测：

地震发生后，政府明确要求“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一方面，各种不利于政府形象的言论被无差别起码是鲜有差别的划入谣言范畴。我查了一下词典，适用于这次事件的两个解释如下：

(2) 指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话

(3) 没有公认的传说

很显然，各种提问式的质疑和对澄清事实的要求并不能算作是谣言。但公众对谣言的判断却似乎是情绪化的，乃至一些铁证凿凿的也可以是“谣言”。一些毫无根据的，传翻了天并且赚够了鲜花眼泪掌声喝彩的倒也能大摇大摆地横行无忌。

多年以前，鲁迅先生便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历史通知过我们，清兵入关，禁缠足，要垂辫，前一事只用文告，到现在还是放不掉，后一事用了别的法，到现在还在拖下来”。恐怕这次也是，有些话，是只用了文告去禁，但另一些话，则是留发不留头，因此效果也就全然两样。至于到了清末，刚开始被剪了辫子的还哭哭啼啼，直到剪辫子不单用文告，革命队伍开进了城乡，似乎所有人也都剪得心安理得，且当作是进步了，最后红旗一插，妇女才算是真正翻身得解放，痛斥和控诉小脚的一下子全从地里冒了出来。

至于每每有人说了如何的话，总有人跳出来指责所谓的“别有用心”。这大概是一切恶意揣测包括“网特、五毛”云云的直接来源。虽说“网特五毛”不无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出于哪种心态，人都该有自己的脑子在。极端一点的例子，韩人让郑国说秦修渠，要耗秦人国力使不能攻韩，但秦人却不以此为韩人阴谋为意，修成郑国渠，使成天下粮仓，至于韩国，终于还是给灭掉了。所以人家是不是“别有用心”跟谁都没关系，况且凡事总有起目的在，按照这种推论，凡事也都是“别有用心”的。当然，反射性的动作除外。

至于把“别有用心”的范畴缩小到“别有恶毒用心”，我觉得也是不恰当的，毕竟要知晓别人的目的你只能依靠着揣测，而一旦用上了揣测，那任何一件事的目的总能往正面或者往负面去想。在我看来，对别人内心目的这种虚无而不可印证的揣测是最无聊的事情。至于苏轼和佛印的故事，大抵也能被人用来作证据，说你看你，什么问题都往坏处去想，你心理的确是阴暗的。一旦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只好笑笑的，依照这种逻辑，说人阴暗的不也是阴暗的么？所以这些揣测也好，悖论也好，除了服务于斗争本身外，毫无价值。想来这也是个传统，自古因腹诽而罪死的就大有人在，如今新中国了，而且改革了，要改头换面，大抵国家是不齿于这种龌龊的罪名，可在民间“别有用心”似乎更有市场。

对外情绪及国家历史与未来： 

不得不又要运用鲁迅的一些观点，那就是在面对国门外的世界，国人总难抱以一种平常心，要么就是捧上天去，如上帝般万能和英明，要么就是贬得一文不值，如畜生般无知和可耻。这大概在最近的一些事件中也能体现。譬如当外媒给予负面评价的时候，那一定是别有用心的，而当外媒给予正面评价的时候，则又是“连别有用心的外媒都给予了正面评价，难道身为国人还能有什么疑异么？”这样的结论。至于评价的逻辑是如何推论得出，则全然不重要。不过这和从前还是有所区别，从前是洋人示好，那他们就是畜生，揍了你，那才是神明。现在则反一反，但本质大抵相同。

记得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样的话“别窝里闹了，让外国人看笑话”。殊不知那些洋大爷们每年每月每天都在窝里闹，哪怕打仗的时候也没停过，不过在我们看来，那不是笑话，是他们制度的优越性。那一旦到了中国自然是不同，团结是令人敬佩的，但以闭人口舌的手段而造成团结的假象却是比窝里闹更可笑的。正如萨达姆尸骨未寒，可那99%以上的支持率依旧是闲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这次事件中，政府或许已经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成熟和气度（且不论“别有用心”或者“暗地里”这些甚有市场的阴谋论，纵向比较，进步是有目共睹），但民众却是在一种单向的放纵下，30年来首次轮起威权大棒，砸向自己的身边（记得05年的时候也有一次类似运动，但当时大棒虽然轮起，但在政府默许程度尚有欠缺，立场不明的情况下终究没有砸下，至于后来政府表了态，抓了人，棒子自然而然地也就收了起来，主流舆论也是瞬间180度，起码是90度以上大转弯）。

总结：

一个在某些方面正在进步的的政府，以及一大群比之百年前略显逊色的民众。在这里，我看到了社会的分化和割裂已经不可弥补，在民间——仅指在民间自发的——对非主流声音的打压已经远胜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尽管这在西方国家也成趋势，但这种妥协并不意味其合理性已经产生，而在那些国家也远没有我国来得这般严重）。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的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的地震，这场地震夺去了近10万人的生命，使500万人暂时无家可归。在随后的10多天里，震区上演着一幕幕的人间悲剧，而在震区以外，红脸的白脸的黑脸的花脸的，形形色色包括我这种人在内的各样人等却也在一出又一出看不见休止符的闹剧中忙得不亦乐乎。

假设某国有两种支柱产业，分别为生产布料和服装

初始（自由贸易前）参数：

国际布价为１，粮价为０.８　国内布价为１，粮价为１.２
从事布匹生产和粮食生产的人口均为５０个单位
全国对布匹和粮食的需求均为１００个单位
布产量１５０个单位，其成本中需要进口４０个单位（染料），粮食产量为１００个单位，其成本中需要进口１０个单位（化肥）．
５０个产量人口中，扣除自用（５０）和部分，余５０个单位．在国内售出后，获得６０个货币单位，其中用于进口成本为１０，同时可以购买个５０单位的布．以以下格式表示：

职业　人口　生产效率　产量　　　自用　剩余　　内销　　出口　获利　　成本单价　　成本　　购入　　　粮食需求满足率　布匹需求满足率　货币结余

产粮　５０　２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０　　６０　　　　１　　　１０　　布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产布　５０　３　　　　１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１　　　４０　　粮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在该国加入自由贸易后早期，产业尚未调整，但人们的生活已经由于自由贸易而发生改变．其中，由于国际粮价低于国内，设每个单位的运费为０.５，为了能够销售，粮食不得不调价为国际粮价＋运费的水平．同时，由于国内布匹需求由于粮价调整而减少，导致国际市场上布匹供应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布价：

国际粮价：０.８　国际布价：０.９８　国内粮价：０.８５　国内布价：０.９８
职业　人口　生产效率　产量　　　自用　剩余　　内销　　出口　　　获利　　　成本单价　　成本　　购入　　　粮食需求满足率　布匹需求满足率　货币结余
产粮　５０　２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０　　　　４２.５　　　１　　　　１０　布３３.２　　１００　　　　　６６.３　　　　　　０
产布　５０　３　　　　１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３３.２　６６.８　　９８　　　　１　　　　４０　粮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５

由上看出，由于加入自由贸易，产粮人口的生活水平因为粮价受到打压而受到影响，同时产布人口因为国际布价降幅较小，而用于购买粮食的资金大大减少，有了一定的货币结余，生活得到了改善．

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市场的推动下该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调整，由于产布的前景良好，有３０个单位的产粮人口转而加入了产布大军．由于粮食生产减少，导致进口种子成本有一定的降低．同时由于布匹生产扩大，染料涨价．

国际粮价：０.９　国际布价：０.９　国内粮价：　０.９５　国内布价：０.９
职业　人口　生产效率　产量　　　自用　剩余　　内销　　出口　　　获利　　　成本单价　　成本　　　购入　　　粮食需求满足率　布匹需求满足率　货币结余
产粮　２０　２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９５　　　４.７５　布１５.８　　１００　　　　　７９.２　　　　０
产布　８０　３　　　　２４０　　８０　１６０　１５.８　１４４.２　１４４　　１.１５　　７３.６　粮７４.１　　　９２.６　　　　１００　　　　　０

由上看出，由于产量增加导致国际布价下跌，同时染料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原本产布的人口的货币节余已经消失，生活进入到一定的窘迫状态．同时粮价上涨和种子降价使得产粮人口的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但还是处于一种窘迫的状态并且生活条件差于产布人口．进一布的趋势已经可以预测，就是更多的人去生产布，使得布价和种子价格进一步下跌，粮价和染料进一步上涨，同时产布人口的生活质量继续恶化直到和产粮人口持平．

事实上，这个国家的产能比之自由贸易前并无区别，但是自由贸易却给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噩梦般的影响．而且由于市场自发地调整了产业结构，使得这个国家要恢复到自由贸易前的状态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该国的粮食已经很大程度依赖进口）．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问题，原因有两个，首先市场判断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滞后性，其次当每个人都在进行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时，其利益总和往往不是最大的（但如果不作出这样判断的话损失会更惨特别在制定价格和选择行业方面）．

19：
经济危机。就历史而言，经济危机通常由两种性质，一是通货紧缩类，一是通货膨胀类。

紧缩类危机的起因主要是财富和利润的集中化，当极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利润时，整个社会的产业就会向服务于这少数人而倾斜。因为产业为资本服务，而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多数人的需求受自身财富有限而被抑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原有的产业平衡会被打破，高的生产效率使得产业只需要更少的从业人员就能满足社会需求，而因此造成的失业会致使社会总需求发生萎缩，这种由于需求萎缩而导致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影响普通消费品的产业规模和利润，最终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用利润集中导致的产能过剩来描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获取利润的少数人本身需求有限，因此服务于他们的产业其规模也有限，二是普遍公众的需求并没有被充分满足，但他们的消费能力有限并且在萎缩。

膨胀式的危机则是由于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拉动就业与需求（其手段可以是扩大公共开支，增发货币，强制性保障就业等）。一方面社会财富的充裕会导致企业间的竞争激烈，产业利润不足以及由于就业政策带来的亏损风险最终会使得大规模资本更倾向于贷款给国家以获得无风险的高额利息。另一方面，为了保障充分就业和产业规模，国家必须进行直接投资，而大规模的公共开支和利息的支付所产生的财政赤字则进一步迅速扩张了市场规模，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效率（在这里假设政府的投资行为是高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产业人员会自然减少，而纯粹食利者则会增多。相对于公众的消费能力，消费品的匮乏会导致公众进行恐慌性的囤积（无论是出于对大规模涨价的恐慌还是在价格管制措施下买不到东西的恐慌，即便进行定额配给的模式，人们还是会通过黑市进行买卖和囤积。），最终的结果可以预见，要么国家破产，要么就是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20：
健康的经济。健康的经济包括适当的通胀（这代表了缓慢增长的市场需求和永远略小于需求的供给），合理的利润（产业的利润要略高于利息或者股息，以使得产业资本不会向金融资本转移，同时又要确保公众在利润分配中获得能维持并缓慢扩大需求规模的资金，这个取决于全社会的产能和生产效率），尽可能少的直接的政府投资产业以及直接的行政干预产业（政府投资总是低效率的，并且会破坏产业的平衡，特别是利润的那一部分。行政干预也是）。

21：
中国的通胀。中国最近的通胀不能归咎于全球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原因很简单，原材料价格一直在涨，而如此大规模的通胀却是去年才发生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这次的通胀理解为是由于需求过剩产能不足所导致。而产生这种需求过剩产能不足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05年来，特别是06、07年时就业政策发生的变化，这种硬性的提升劳动待遇最直接地使得一些普通消费品的需求被放大了，尤其是肉类，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直接导致了猪肉，食用油的需求被放大。所以在这轮通胀中，牛肉的价格一直趋稳，直到猪肉的价格到了一个高位，牛肉才作为猪肉的一种替代品而发生了上涨。但值得注意的是，高端牛肉的价格依然如旧，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这说明高端牛肉的需求并没有发生变化。二是产业结构失衡。投资的过热并非是普遍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重点包括金融和基建两个方面。金融的增长使得资本更倾向于从价格管制机制下成本不断上升的实体产业中撤离，从事金融的投资，而基建的投资则又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大规模投资，这种投资的成本是高昂的，而效率是低下的。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的兴起，当不动产的意义成为了一种金融资产的时候，在普通消费品生产产业受到政策时影响就会吸引大量的投资。

22：
中国的货币政策。我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公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增长是不能开倒车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扩大对从事普通消费品生产的产业进行投资。既然政府的投资是低效率高成本的，那就应该保持货币的供应量，同时保持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真正要做的应该是进行税制改革，通过一系列的减税来鼓励对从事普通消费品生产的产业投资。所谓的流动性过剩只集中于金融及其衍生产业，而在此时作出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极其危险的——有限的货币供应和高的利息会驱使更多的投机资本进入金融市场中，用定时炸弹来描绘这个市场是丝毫不为过的。一旦宏观经济开始转向，那么这颗炸弹必然会以万钧之势被从金融这个小市场投向整体经济这个大市场中（而这时整体经济本身也危机重重），其威力可想而知。

23：
炸弹论。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那些经济数据并不能代表什么，中国人也并非天生就是穷命，只要产业政策适宜，整个社会能够将从金融业中释放的各种投机资本轻易消化，因此放开货币的供应并不会使得炸弹变得更具威胁力，而一颗炸弹恰恰在危房中才时最致命的。

24：
真正的危机。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不在于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当然，这里所讲的通货紧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价下跌，或许它还是以一种膨胀的姿态显现，但它的本质是紧缩的（因为自货币和金价挂钩以及固定汇率制被打破后，原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不会再出现了）。其核心就是贫富差距还在继续被拉大。社会财富还在继续走集中化道路。参见第19节第一部分对紧缩类经济危机的描述，那才是最可怕同时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14: 

所谓第三条道路作为自由叛徒的实质。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获得了广泛认同（政治上的接受和道德价值上的认同）后，根据资本的需要，进一步对这套体系作出对资本有利的修正工作，剔除那些不合时宜和妨碍资本发展的因素。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作用再次被巩固，在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政府进行削弱后，政府并未被排斥出市场的舞台，相反的是，政府的强制力再次从资本和由资本主持制定的市场规则中得到了力量，以维持资本的利益。这意味着资本最终所要求的并非如自由主义原教旨所述的那样，要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新自由主义实质上已经成为了自由的叛徒。很明显，政府在这次浪潮中并非被削弱和缩小，而是一定意义上的重组或者重建成另一个强大的威权，这也是资本的实际目的。根据自由主义理论，政府在市场中充当的角色是一个寻租者，因此政府的存在对市场是有一种破坏作用和消极意义在，所以自由主义要求政府退出市场。而事实上，按照新自由主义及其赁。的变种也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来看，他们并不是要政府退出，而是将政府和资本主义作一个捆绑，在寻租问题上确定为资本一方的力量所用。

15：
新生政府的特征。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重建的政府将为核心社会也就是资本本身提供充分的保护，致力于发展资本的自由，放任资本利润，并将市场狭义为资本主导的市场。而进一步的目的则是要建立一个相对分化和隔离的稳定多层社会，其方式是对边缘人群实行管制（比如移民，赤贫人口，一般工作者和基础产业从业人员）。并且加大了对一切可能造成成本增加的一般组织（最明显的就是工会）的限制，其目的初步看来是为了增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全球化对一切参与全球化国家产业所形成的压力的唯一应对。而资本在这种全球竞争中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16：
民主的基础和民主的贬值。民主的基础是“理性且独立的个人”，这个多少与一个健康的自由市场的前提类似。首先需要假设这个人是理性的，其次是要假设这个人是绝对独立和自私。在这种人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前提下，民主和自由市场才能发挥其调节和制衡的作用来。而在现实中，理性人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人们无法为自己做出最佳判断和选择，这个一般被认为是信息不完全所导致。但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这还有一种被迫的成分在，正如一个吸毒者每次购买毒品出于自愿，但这种自愿却是建立在一种生理强迫的基础上。而当下对于那些具备民主传统的国家而言，传统理论所描述的市民社会正在消失，复杂的公民正逐渐被简单的“卡奴”或者“消费者”所取代。政策逐渐不被一般平民所关注，取而代之的是在默认资本获取利润份额合法性的情况下，只关注其从事行业和相关行业的实际业态。形成这种情况的作用力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即资本利用其掌握下政治本身使人相信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善生活环境的可行性远不如通过以满足资本需求来达到这一目的来得现实。

17：
决定论与政治选择。似乎所有社会核心都期望人们能够普遍接受一种历史和政治的决定论。但历史的道路并不具备所谓的必然性，结构拜物教式的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只能使人们把自己想象成为自己所建设居住的世界及假定产生这样世界的规律的无助玩偶，主动放弃多样性的未来或者对原本不是最佳的选择进行修正的机会。事实上政治选择一直都存在，而人也并非总会作出最优选择，任何能够苟延残喘的道路都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道路，而这样的“正确的”道路有非常多。

18：
博弈。寻租的政府有时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它导致一个自私的政府会为了自己的威权而在资本和一般民众间选择暂时的盟友，这种三方博弈建立在多重的价值之上，即行政权利的暴力基础，经济利益，以及公众道德和社会文化价值之上。而一旦原先博弈的基础被推翻，价值被重新形成的规则确定为简单的经济利益，那政府几乎就成为了资本的工具。在全球化的情境下，WTO体系中的任何政府及国家都无法承受一个代表中小资本及普通民众的新组建的政府政策变更所带来的恶劣影响（甚至是其所代表的中小资本及普通民众，这是一个国际竞争力的问题。除非该国家退出WTO或者发展国有产业，但后者显然不合时宜）。因此现在的问题又转到了WTO体系上，它实际上充当的是资本的大棒，利用不完整的自由和自由的概念为资本牟取其在社会经济中的支配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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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是出于一种习惯，每当有了一些什么想法时，生活中所遇见的一切都可以用来巩固这个想法，如同标题，这仅仅是一部记录片，拙劣地记录了一个纯真而脑残的年代，但这竟也神使鬼差地和我的想法联系了起来。

想看片子的自己到网上当，用GOOGLE搜可以找到电驴的下载点。

接下来比较无聊，我又要开始喋喋不休地讲一些大道理，而且通常不会引经据典——这样便使得装B的功能都不具备了，除非你对大道理本身感兴趣，不然请忽略本文。

关键字：自由，责任，信念

关于文革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相关的评论已经有许多了，但普遍能被接受的解释通常会陷于一种社会环境不可抗论之下，把人们的行为归咎于一种社会环境的驱使，在这种感染力之下没有丝毫思考的痕迹，即便有，也是出于现实的考量，比如如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和别人，如何在混乱中脱颖而出等。我在这里无法给出当时不去思考的人和针对现实采取措施的人的比例是多少多少，这个很难说，一方面出于对人性美好的希望，我更倾向于相信有更多纯洁的人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群人，他们善于利用各种现实资源——当然，利用的前提也就是拘泥于现实资源的约束之下。我想表达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二者的集合是占了全部人的绝大多数，而无关乎他们是二者中的任意一种。

或许直到现在都会有人奇怪：难道这二者不是全部吗？在之外还有第三种吗？而我的目的正是要告诉所有人，第三种人的意义。首先需要把这种人定义一下，他们有坚实的信念，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分辨善恶美丑——当然，以我一如继往的区分方式，这些认识都不是社会性的。譬如一个人觉得大胸女人比较美，那他就是能够分辨美丑的，另一个人觉得平胸女人比较美，他同样是能够分辨美丑的。所谓不能分辨者，是指那些受环境所驱使而无视乃至压抑内心的想法之人，也就是那些没有自我，不能独立于社会意识操控之外的存在。而这些人的特征就是随波逐流，一个时期大胸妹盛行，于是他们便爱大胸妹，大胸妹过时了，平胸盛行起来，他们便又爱平胸，全无主见。所谓信念，自当是长久之物，也应当为永恒之物，是超越世俗的存在，因为物质世界的东西永远在变，瞬间即朽，惟独形而上之美得以永存。

以下开始跑题，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因为接下来我要插入自由的问题，然后再回过来谈文革。就字面意义理解，自由便是由得自己做主的意思，英文或者拉丁乃至希腊语我并不通晓，所以词根原由也无从查证，若谁有兴趣也不妨去考证一下，说不定会相当有意思。倘若对自由有兴致，还可以去参看穆勒和伯林的一些著作，我手头有几本他们的书，但很遗憾的是每天俗事太多，还未来得及翻看，看这种书须要静下心来，而每天俗事不断搅得我心烦意乱，= =说着说着又扯淡了。

倘若一个人要由得自己，那首先要有一个自己存在。这个自己要是一种信念，如上文提到过的，随波逐流的人并不自由，他们只是社会机器的某个部件，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使命。他们根据现实情况来作出一切的判断，也就是说，只要了解现实，就能够了解他们。他们是现实的种子以某种固定的算法所得出的一种映射值。打个比方，一个人去了批斗会现场，大家都在打人，于是他也去打，对打人这件事情，或许他是不赞同的，但现实的种子逼迫他要自我保护，为了不被人当作和被打者是一伙的，他只有去打这个人。在这里，只有一颗自保的心，而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思考。或者又一个人去打人了，这个人不同于上一个，他需要靠打人来壮大自己的优势，获得政治资源，在这里，只有一颗利欲的心，又没有道义上的思考。无论是哪一种人，他们都没有自己所坚持的善恶原则，也不存在形而上的判断，所有的行为都指向一种时效性和目的性的尝试。很显然，他们或许可以肆意妄为，但他们是不自由的，因为能够约束他们的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环境的强迫。

这样看来，许多我们曾经认为是自由的行为恰恰是一种不自由。比如言而无信便是不自由的，除非一开始就打算欺骗别人。但显然，很多时候的言而无信都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的，而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种种强力迫使人们做出这种事情来，或许是新发现或新产生的利益的驱动，或许是新发现或新产生的暴力的强迫等等。见异思迁是最常见的一种表现，而可笑的是那些人居然也将此标榜为自由的体现，冠以自由之名号。殊不知自己是脑残世界的一分子，也是最不自由的人。

所以要自由就一定要能够承担起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关于责任二字，我从前在某些文章里也不止一次提及，这里就不重述了。

最后回到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不是愚蠢狂热，也不是麻木残忍，而是长久以来缺乏能够使他们坚信的东西，这种东西不该是形而下的俗物（比如某个活着的人-因为活人随时在变化，某个政治宗教势力，乃至某个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确实映射的存在），而是一种永恒的美好。

 

附：关于责任的叙述

在既定的命运里寻找自己的责任-----这看似是一句很深奥的话。下面我要讲一个故事，虚构的，当然也是恶毒的。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大街上摆一个摊，最好是在学校门口摆（当然他们不会允许我这样做）。放一盒大便，放一箱钱，只要来吃一口大便，就可以得到十万元的奖金。自然，高官巨贾之子女是不屑来拿这个奖金的，但赤贫者则未必了。或许有的人非常需要这样一笔钱，可以为看似高尚的理由，譬如重病的亲人，家庭的举债什么的。这是在考较尊严的时刻，尊严在这一刻将一文不值。命运在这一刻看似是被定了下来的。仔细分析一下，重病没钱的亲人，家中的举债都不是我摆摊造成，相反我还提供了一个得以解决之道，前提就是付出一些代价，而且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但为什么我就显得这么十恶不赦了呢？因为我挑战了这个社会原本就自相矛盾的道德体系，我揭露了矛盾所在，使人们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局面，倘若有人让你无论做什么都受到了伤害，那这个人就是恶毒的。两个坏结局的选择比唯一必须接受的悲惨命运更使人憎恶。因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人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无法假装不知道，而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背负起责任来，这时候，责任需要由人格来背负，而不是那时唯一的命运，这也揭示了，人们都在尽可能地回避责任-----我说的这个责任不是社会的，而是内心的，自我的，仅仅为了从道理和意义上满足自我需要的责任。当我们无从选择的时候，责任则不需要由个体来背负，而一旦我们必须选择，那么责任也在选择的瞬间就落到了自己的头上，无论它真正的归属是什么。

在很多时候，人们所担负起的责任是出于外部世界的强迫而非源自内心的责任意识。特别是当负责的人数达到一个数量级别的时候，这种责任就能够被轻而易举地逃避掉。责任是永恒的存在，它是一个人对行为言论乃至想法所产生的后果的原因认定。只有少数的情况下，责任才会由契约所约束。缺乏约束力的契约通常是口头上甚至是默认的东西。当然，所谓默认并非指外部强加，而是内心认同的东西。有一条杀人偿命的法律，而一个人内心不认同杀人偿命，那法律对这个人的约束力仅仅是事实上而无关乎其责任的担负，对他来说，遵守这条法律是出于一种压迫而非一种责任。同样，倘若一个人觉得每年的某个日子要吃拉面，那么即使他从来没有说过，但只要其内心认同并决定接受哪怕只是一次，那他也对这件事负有责任。当然，一个想法哪怕是自己的也需要被认同以后才具备责任的意义，这是自己和自己的约定，正如同和别人所约定的一样，只有在约定的时候才能够制定解除约定的条件和方式。这或许过于冷酷而缺乏人情味，但一个只具备表面秩序而缺乏重力的世界就显得善意而温存了吗？ 就责任本身而言，它的存在必须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一旦责任成为了或者沦为了“利用”的地步，那显然这种责任就不再是责任而又缺乏其原始意义了，它可以变成欺骗或者压迫或者苟同，随便怎么说它，那已经无关紧要了。但责任的确立却需要理性和智慧的依托，这无论如何就不得不涉及另一个层面的东西，也就是独立探索。

参照信仰与迷信的区别.

智慧并不以在现世的快感和幸福为目的而往往伴以痛苦，这点和聪明是区别的。智慧的人往往不是不聪明，而是不屑于使用聪明，这和个人的道德有关。当然，我从不认为道德可以是公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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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人调侃余秋雨先生的时候，那对无数将此先生奉若宗师的脑残青年的羞辱是很明显的；同理，当有人不屑王小波的时候，其羞辱众人的意味也要远大于对小波兄的厌恶。继续同理，当有人不断地冲击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时候，其主要的目的也在于羞辱二字。

当然，受到羞辱之人会拿起多数派的道义武器反击，正如同余先生所获得的道义援助，又如同80后之于90后，再就是资本主义对自由主义的。那这种道义又代表了什么呢？相对的多数派和相对的多数资源，如此而已。这也算是形而下者对形而上产生影响的最后手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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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相对普遍的道义是需要依赖欺骗来维持的，当然，这种欺骗又需要由他人来维持。于是相互欺骗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完美的道义诞生了。如果一个人想活得轻松，那必然期求他人对自己的欺骗用以坚定和安抚内心。所以羞耻之心人皆有，但是当一个人踏上了某条自己原本所不期望的道路时，就需要通过无条件地接受这一整套从而显得理直气壮，至于过去的价值，没有继承也没有发展，而是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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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没关系，我自己觉得没用什么特别拗口的术语，也没用奇怪的蛮夷文字，所以如果谁再说我装比我就跟谁急。当然，的确不够生活化，以下的算是补偿：

有人说我显得老成。我很震惊，原来我看起来已经有20多岁了。